从运势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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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拱而治的日子,李素这个丞相也相对清闲。

那几年里,李素基本上可以把日常政务丢给新人,而他自己只要抓大方向,外加做一些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比如主持国家的对外探索和开拓。

毕竟这种活儿不枯燥,还可以偶尔借故代天巡狩、出远门游览长见识,算是最适合现代人三观的了。李素前世剩下的那点先知先觉,也只有在这些领域,才最好发挥。

有钱有势之后,又没有别的高科技娱乐活动,谁不想周游世界啊。

而这几年里、李素把日常政务一步步清闲下放,也导致了大汉朝廷中枢权力结构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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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过渡变化。

毕竟岁月不饶人,老一辈的官僚到了年纪,总会因为精力不济而慢慢退下去的。

随着时间进入217年初,朝中的中枢人事构成,大致是这样的:

之前已经退居二线的司徒钟繇,现在是彻底告老退休了,司徒的荣誉头衔也辞了。

按照历史,钟繇的寿命倒是还能再活个十年,现在是六十七岁。但天下如此太平,也犯不着让一个老人一直忙活,该退休就退休。

朝廷人事的另一个重大变故,是尚书令荀攸,也因为健康原因,不得不退居二线,暂时保留尚书令头衔,实际上接替钟繇为长安留守。

别看荀攸比钟繇年轻十几岁,可历史上他的寿命比钟繇还短得多,原本这时候都已经死了。只不过,荀攸历史上的死因,是建安十八年的曹操伐吴大战时、在军中染病。

历史上,汉末最严重的两场造成高层大人物批量死亡的瘟疫,就要数建安十八年和二十二年那两场了,还都跟曹孙之间的大战有关。

后人分析,那显然是因为动辄十万计的大军、在大范围上南北调动,士卒水土不服、还把炎热和寒冷环境下的病原体千里转运携带回后方,才导致那么重的死伤。

简单来说,就是“曹军打孙权时染了南方才常见的瘟疫,然后带回北方。而北方的大部分人口,当时对南方来的瘟疫缺乏免疫力,就大面积死亡。

同理曹军也把南方比较罕见的北方瘟疫带到南方传染给孙权军,导致孙权军高层也明显有一批死亡。”

现在,因为战争早已结束,所以这种原本该由大规模军事调动导致的瘟疫异地流动,被大大缓解了。所以荀攸、鲁肃这些原本就是染疫而亡的随军将领,也都能尽享天年。

“建安七子”在原本历史上,也是在这第二场瘟疫中团灭的,现在这些情况也同样没有发生。

荀攸仅仅是正常年老多病、退居二线,他的活儿不能没人干,这就轮到当了五年中书令的诸葛亮,正式接手尚书令的差事。

不过,荀攸还要保留尚书令的头衔待遇,所以暂时给诸葛亮司空的头衔过渡一下,也算是朝廷最后一次封旧的实权三公,

等荀攸彻底正式退休,将来就废除旧三公,让诸葛亮名正言顺只挂尚书令。

诸葛亮挂司空的名头做尚书令的事儿之后,他原本空出来的中书令职务,就由鲁肃接替。

到这时候为止,汉朝新的三省官职基本上也搭建完毕了。

原本黄门系统的也正式改称“门下省”,门下系统的最高官员原本只是“侍中”,听起来比尚书令中书令差点逼格,

为了以示区别,刘备跟朝臣商量之后,把“门下省”的长官暂时称为“大纳言”,其实这也是跟后世隋唐时期三省制初设时改得差不多。而其下的副职,才继续称“侍中”,可以设两人。

同理,上述的“尚书令”、“中书令”旁边,也一样设左右两个副职,自然就叫仆射了。

这些三省副职的设立,也可以避免撤销三公荣誉头衔后、“国家级”位置太少,安排不下那么多功臣元老,都往“部尚书级”挤。

217年人事调整后的大汉朝廷,借着钟繇荀攸的退休,还趁机清退整顿了一批年老衰弱之人。

这期间,还有原本的侍中沮授年老病死,另外一些老臣也不在了。历史上沮授这时候都死了有十五年了,不过原本他该是官渡之战中死的,属于非正常死亡,并非天寿已尽,如今才多活了十几年。

沮授虽然是袁绍那儿过来的降臣,但他毕竟跟刘备早年就有交集,灵帝的时候还短暂做过刘备上级和同僚。所以沮授病逝的时候,刘备还挺真性情地伤感了一下,辍朝一日。

至于刘表、简雍、孙乾这些原本的九卿,荀彧之类的降臣,如今也已去世,自不必提(简雍最后的事迹记载在214年,《三国志》上刘备称帝时没有封他的纪录,可见肯定是没活到刘备称帝。寿命跟孙乾差不多)

最终梳理过后,朝廷以李素为丞相、

诸葛亮以司空录尚书令事、鲁肃为中书令、顾雍为大纳言。

以法正为尚书左仆射,刘巴为尚书右仆射;

以董和为中书左仆射,国渊为中书右仆射;

以诸葛瑾为门下左侍中,张松为门下右侍中。

其余各部尚书,也都是依次递补,包括礼部尚书兼宗正的刘德然(刘备的堂弟),使部尚书徐庶、文部尚书管宁,

吏部尚书邓芝,财部尚书糜竺,民部尚书黄权,

工部尚书张裔,兵部尚书庞统,刑部尚书杨洪,医部尚书张机。

这套全面整顿后拿出来的新班底,比原先的老班底多多少少实现了年轻化,刘备估摸着够他这辈子用的了,很多说不定还能留给后人,也便于百年之后的权力平稳过渡。

……

大汉提前结束乱世和战争、让历史上那些因为大规模屠杀和尸体处理不及时而爆发的瘟疫,被遏制在了萌芽阶段。

让不少原本因为瘟疫而早逝的名臣猛将,延续了发光发热的时间。

不过,自然规律终究是不能避免的。既然汉末原本的大瘟疫,根源在于“原本南北交流较少,所以南方人才有抵抗力的疾病,北方人接触不到,反之亦然”。

那么,只要南北交流扩大,这个过程中肯定会伴随着瘟疫的阵痛。

这一世,因为大汉越来越重视商贸物流建设,诸葛家族为代表的民营大宗货物物流巨头们,有数以千计的河海转运船舶在大江大河南北各处周转。

这个过程中当然也带来了“大规模人口的数千里往来迁徙”,也是丝毫不比历史同期的战争调度少,甚至距离还更远,还有去到扶桑、三韩、林邑、旅汉的。

当地的疾病也免不了会带回中原,也肯定会导致一些人口下降。

无非这种人口下降不像几十万人厮杀的千里远征那样会集中爆发,而是慢慢分批缓释。这样就可以充分调度医疗资源,防止卫生系统被挤崩,才没大规模出现失控瘟疫。

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只能用发展来解决。

所以总的来说,这段时间国家经济虽然在始终高速发展恢复,但那几年里国家的人口增长却不明显。

早在202年刘备刚统一中原时,天下人口2800多万。后来207年征服扶桑三韩、靠兼并新增地区的人口,才恢复到3100多万。这部分增长出来的人口,三分之二是来自于新征服,只有三分之一是汉人自己生育多出来的。

但是又十年过去了,中间还兼并了漠南草原和东胡草原上的外逃汉人和投降的鲜卑乌桓,到217年的时候,大汉人口依然还只有3200多万。

十年里才绝对增长了100万人,就算考虑上对草原作战时的军民伤亡、生育减少,这个数字也是有点不正常的。

也就是说增长几乎都来源于新征服,自身生育增长几乎没有。

唯一的解释,就是因为“商贸提前发展,华夏大地提前进入了南北人口大流动环境”,导致的疾病流行人口死亡加速。

但这个代价,是任何国家从“安土重迁、封闭管理”的传统模式,向近代迁徙社会转移过程中,都必须付出的代价,所以也不能指责任何统治者。

另外,这个过程中,国家和民族也不是完全没得到好处。比如虽然十年人口没怎么涨,可人民的身体免疫力却是实打实提高了的。

十年前南方人的身体对北方病毒没什么抵抗力,一辈子也见不到几个北方来的人,也没机会被传染。

北方人也是同理,之前一遇到华南地区的“瘴疠之气”就直接热带病毒倒了,十年交流下来之后,北方人哪怕足不出户,多多少少也对瘴气有点免疫力了,绝对不会再出现演义里“五月渡泸”时的瘟疫惨状。

当然,凡事都有一个过程,以诸葛亮改善后的交通基建水平,十年时间还不至于让全体大汉子民都得到这方面的好处。目前只能做到“南北方各大主流枢纽都市周边的百姓,身体的综合免疫水平提升了一级”。

比如南方的成都、襄阳、武昌、金陵,北方除了东西两京,还有邺城、蓟城,这八大都市的市民,基本上做到了南北流行病都多少有点抗元,都遇到过了。

而广大农村地区的封闭自然经济圈子里,绝大多数人口依然没有遇到千里之外疾病的机会。

在“南北病毒免疫交流”的自然过程中,大汉的卫生系统建设和医学发展,也得到了相当的进步,既有理论总结上的,也有实践经验上的。

名医出身的张机,也做到了李素为他新设的一个部的尚书职位,让大汉中枢朝廷的部数突破了十个部,新设的这个就专门管医疗卫生公共健康。

这一切,都是在逐步打好国家和民族的健康基础,等大部分国民消化了更广大疆土上遇到的新病毒、都建立起群体免疫,才能进一步往外扩张地理发现。

(别笑,古代,一直到大航海时代,都是这么缓慢建立群体免疫的。

欧洲人去美洲、能带去一个天花就把美洲土著弄掉大半,殊不知美洲独有的疾病,对欧洲人健康的威胁也是巨大的。

只是欧洲人容易控制接触新传染源的节奏、是掌握交流主动权的一方,能控制群体免疫的建立和扩散速度,才没酿成太严重的大祸。

所以说对外地理发现探索的节奏很重要,主动发起探索的一方,才能牢牢把握住这个节奏。

汉人要是连“扶桑、夷洲、林邑常见病毒”抗元屏障都没建立起来,就直接找到澳洲美洲,那说不定才是一场灾难呢。

即使是按照现在的节奏,过程中付出的代价依然不少。

内地人民还算可控,因为出现问题可以暂时阻断超远程商贸往来、建立隔离。

比如遇到海员上岸,要先让水手们单独住一个地方半个月一个月的,反正他们本来也要等季风、等装卸货,让他们私下里自己住一起上岸休闲玩乐,也不误事。

但是对于这些海员本身来说,他们承担的免疫风险,就没有别的屏障来帮他们隔离的,早期的海员等于是处在免疫交流的第一线。

所以每年都要补充上去几千甚至几万人的海船水手,这些水手和海军士卒的待遇也一直保持很高,因为遇到未知疾病病死的风险太大了。

另外,在航海交流过程中,李素和诸葛亮这些主政者,也算是体恤海员疾苦。为了让他们每次回到中原时保持耐心隔离,别想着跑出来,只好给这些常年吃苦的航海者,在港口码头建立起专营消费的娱乐场所系统,好拴住他们不至于反抗。

港口海关隔离区里的酒馆澡堂、秦楼楚馆一应俱全。想喝个大酒闹点事发泄发泄,或者泡个澡做个马杀鸡解解乏,全都有足量供应。

至于里面的服务从业者,尽量官营组织自愿从业无依无靠的孤寡,或者靠之前征服异族过程中、抓回来的异族女人奴隶。

反正李素和诸葛亮算是在这一方面远超鼻祖管仲了,这个“自比管乐”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海关隔离区的服务人员,待遇也远比同等素质在外面自由执业的更高,因为有政府补贴。补贴的代价就是这些人也要放弃一定程度的人生自由,只能住在海关隔离区里跟靠岸海员为伍,不能随随便便离开隔离区。

如此精心操持之下的地理发现开拓事业,为大汉带来了稳健而持续的收益,也每年付出上万水手的生命。

而这一年,随着一支之前朝廷派去旅汉群岛一路往南地理探索绘图的船队回来,也给刘备带回了一条让他挺扼腕的消息——

负责探索南洋诸岛的前将军太史慈,终于在后世的菲律宾南部,感染了不知名的瘟疫,最后光荣死在异国他乡,最后只能是拿海盐腌制了尸体,才算是在热带环境下保存带了回来。

其实,历史上太史慈的寿命也就四十多岁,本来这时候早就已经死了,这已经算是跟随刘备阵营混了之后,医疗条件有所改善,多活的。

而刘备之前考虑到甘宁的健康条件对热带病免疫力极低,去不了南方,才让周瑜甘宁负责东北航路、让太史慈步骘负责南方航路。

没想到太史慈虽然情况比甘宁好点,也去过交趾和林邑,但毕竟是东莱出生的北方人,上了年纪后免疫力下降,还是没扛住新的热带病。

不过,这也算是比死在病榻上光荣了不少,好歹是在对外开拓探险中亡故的。李素作为鼓励开拓的代表,也劝谏刘备给太史慈加了死后哀荣,还给他的子孙加了不少钱粮赏赐。

刘备感慨于最初元从的老臣老将,已经到了逐步凋零的年纪,心中也是很感慨的。

去年和前年孙乾、简雍分别故去的时候,他就很是伤感,尤其简雍。这次太史慈也是中平四年刘备刚刚起兵平张纯阶段来投的旧人。

可以说只比李素、鲁肃等人晚来了半年到几个月而已。只是中间跟着糜竺镇守地方了数年,错过了不少立功机会,但怎么说也算元从了。

刘备一想到自己也五十七岁了,称帝二十二载,老之将至,很想趁着自己还走得动,朝廷的国债也彻底还清了、有点余钱,想出巡看看这些年新拓展的疆土。

不过,刘备又怕被群臣反对,说靡费国帑、不务正业,甚至拿“秦始皇就是因为常年巡游在外,才导致对国家不利”这个标准话术来道德绑架,一时还有点拿不定主意。

好在,丞相李素倒是支持他的。作为皇帝,开开眼界也好,有些事情经历一次,也便于给后世垂范,知道怎么教育子孙,为将来计。

只要掌握好度,别老是欠着国债、借钱出巡,就没问题。

在这个基调下,刘备跟群臣讨论了一番,那些觉得“出巡不是明君所为”的观点,基本上被李素想办法驳斥了,搬掉了大义名分方面的障碍,让刘备很满意。

最后的问题焦点,主要集中在出巡的规模和钱粮消耗上。但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基本上就不是问题,刘备合计了一下之后,决定不要动用国库的钱粮,而是动用这些年攒下的皇室内帑,来办这事儿。

另外,出巡所需的交通工具运力,也不一定要朝廷官办现造嘛,完全可以买民间商用的稍加改良,这就节约不少,这就能找供应商承包了。

最后,毫不意外半是刘备掏腰包、半是“诸葛物流”商社给皇帝打折请客。准备了诸葛均的车队船队承运,给从运势上看皇帝和亲随护卫军队、随行百官出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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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听了李素的阐述,一时间觉得似乎颇有代理,给他指出了一条他从未想过的道路,不由陷入沉吟。

李素便继续侃侃而谈、详细阐述:“陛下,武帝之前,自秦始皇至孝景皇帝,都无年号。秦始皇纪年至三十六,自其为秦王时便算起,并不以称帝为限。高祖践祚之前,太史公本纪年事,也以‘汉元年’至‘汉七年’纪录。

陛下如今已罢黜‘天人感应’邪说,改尊《殿兴有福》,则天象灾变,与人君德行已无联系。不如就此废除频繁改年号之法,也算得上是正本清源。

何况,陛下乃孝景皇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中山靖王初为武帝之兄,陛下既不出于武帝一脉,又不用如光武、明帝一般忌惮‘天人感应’,直接改回高祖至孝景皇帝旧制,有何不可?”

刘备听得一愣一愣的,随后觉得还挺有道理。

年号又不是自古有之,是跟随着汉武帝使用儒术、天人感应才有的。

现在天人感应都没了,不再改也很对啊!这样还能顺带破除很多神鬼迷信、压缩妖言惑众搞祥瑞图谶的生存空间。

不过,刘备很快想到,他都已经用过“章武”这个年号了,当时天下还没统一,事急从权也不便做太多没意义的标新立异事情。李素当时求稳,也没提,现在却来提,也不好再把章武这个年号不用啊。

刘备思忖再三,虚心求教:“丞相学冠天人,在纲常大义上自然是精通的。不过此事具体当如何处置呢?年号总还是要的吧?”

李素奏道:“故臣以为,事已至此,有那么多历史遗留的疑难。则年号不便废,但也不便改。人君之德,只与人君本人有关,与天数无关。将来的年号,只是给人的,不是给天的。一个君主,一世一元即可。

臣建议,以后纪年,恢复《史记》最初时的纪法,如‘汉元年’至‘汉七年’那段,同时,再纪录今上年号年数。

如今年是章武十八年,以后就纪为‘汉四百二十年、章武十八年’,以此类推。”

刘备想了想,点头许可:“此法甚善,不过,其中原理,还要丞相详加阐述,好让天下读书人明白其中道理、正本清源。免得无知之人以为朕是学识浅薄、不知道怎么改年号呢!”

刘备可以不改年号,但话必须说清楚,道理要宣传透彻。

这是正本清源、直接继承秦始皇汉高祖到汉景帝时的优点,改良汉武帝开始被邪说蛊惑带偏的那部分缺陷。

李素少不得又得为他的多嘴付出代价,写点书论证了。

好在他已经是丞相,提纲挈领给出学术思想就行,具体文笔措辞修饰,让他老婆代写。

至于李素借机阐述出这个理论,倒也没费他多少脑子。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前世他学正统论课程时学过的基础知识,跟“殿兴有福”是绑定的,他掌握得太牢固了,几十年后还能记得。

很多人都知道,从汉武帝到宋朝,中间一千多年,中原王朝的皇帝是经常改年号的。

而到了明清两朝,就变成“一世一元制”了,也就是一个皇帝一辈子就一个年号。

这才有了后人用年号指代皇帝的称呼方式,有了“永乐皇帝”、“嘉靖皇帝”、“崇祯皇帝”、“乾隆皇帝”这种说法。

但绝大多数没学过正统论的人,对于“一世一元制”的出现,只是记了个结论。

哪怕历史系考生,考试也就考这么一个概念和事实,没去细究过其中的正统哲学原理。

事实上,“一世一元制”在朱元璋的时候刚出现,就是跟“殿兴有福”高度捆绑的。

毕竟历史上“殿兴有福论”就是刘基宋濂方孝孺这仨弄出来的,一世一元也是他仨弄的。

一世一元这种制度,就代表年号从“天人感应”时代的对天负责,改为对人负责。

因为对人负责,所以人没换年号就不换,跟从此是否“天数有变、神器更易”无关了。

很多无知之人还小看“殿兴有福论”,说什么“也就明朝用用,到了清朝怎么没见中央朝廷大张旗鼓宣扬‘殿兴有福’?”

其实有些东西哪用刻意全面宣传,毕竟你宣扬那些明朝的学者个人的地位,对清的统治者也没直接利益,那当然是借对他最有价值的部分来用了。

皇帝又不是做慈善发福利的,把好处拿走就行,又不一定要对恩人感恩戴德。

清朝继承了一世一元制,就是借鉴继承了“承认殿兴有福,反对天人感应”的好处。

所以,读历史书千万不能随便只读个结论和事件。

宋濂方孝孺这些人当时的贡献,是远比后人觉得的大的,至少他们极大削弱了从刘彻到朱元璋、中间一千四百多年的“神鬼天意迷信”对国家的束缚力度。

不能因为朱棣后来把他们的家族灭门了,就因为粉朱棣、便抹杀死者在正统论哲学上的功绩。

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对错,不存在“好人的敌人就一定是坏人”。朱棣即使有武功,不代表他杀的人都是坏的。

更不能因为后世人对儒家的普遍坏印象、网上一片骂“世家大族”的流量密码,就把读书人当中那些试图做出改良优化的人的努力,也统统无视。

而李素作为这个世界的《殿兴有福》缔造者,当然在这种大是大非的纲常正统上不能含糊,必须坚决建议刘备也搞一世一元制。

否则要是把这事儿疏忽漏过去了,将来等其他后人钻研学术、琢磨明白其中道理、再打着他的旗号提出、那他李素可丢不起这个人呐。

李圣作为《殿兴有福》的缔造者和集大成者,怎么可以犯这种低级错误?一个人的学术体系得逻辑自洽,这是封圣的基本要求。

……

此后一段时间,李素便投入到了这个学术体系的完善建设中,跟老婆商量如何把文章揣摩严密了。

然后上交给刘备过目,又跟其他一些学术官员切磋一番,明发天下。

算是为大汉朝从此开始确立一世一元制度、并同时使用“汉多少年”和“年号多少年”这套双轨并行纪年法,正式奠定了法条依据。

借着这个契机,大汉的治理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扫除外患之后、重新休养生息的和平发展期。

此后两三年中,果然也是一切垂拱而治,没发生什么大事。只不过国债还款的速度,比预期地稍稍慢了一点点,一直拖到章武二十一年底(216),才算彻底还清。

其中的曲折,也属于意料之中的正常调整:那几年里,又发生了几场天灾。并州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蝗虫和旱灾,让一州之地绝收了一整年还不止。

好在并州人口不多,靠缓过气来的冀州和关中补贴,还能撑过去,只是花点钱粮,免税两年。

后来又是荆州再次水灾、地震。

这些开支,加上关羽最后肃清阶段也得在北疆保持两万人左右的作战部队、始终处于出击状态,有持续的军事行动,也要开支。

这两项加起来,可不得多耗费了一年的财政结余。

不过,这几个休养生息的年份里,朝廷官方虽然没有大兴土木、乱搞建设,但民间的工商业开拓发展和自发投资,却是迎来了一个黄金期。

之前运河网络和大江大河河海转运网络的完善,让整个国家进入了第一次统一大市场的黄金期。

百姓变得愈发富足、藏富于民,各种社会分工也愈发细化。

之前只在长安雒阳和邺城三地附近的“大城市周边百姓不再种粮食,而是全力种难以长途运输的易腐蔬菜供应都市、自己再买外地运来的粮食吃”现象,经过多年的发展、民间自发取经学习先进致富经验,已经扩散到了至少一半以上的州治级城市。

也就是成都、金陵(建业改名改回来了)、武昌、襄阳、宛城、蓟县、下邳、襄平、济南,都或多或少出现了这样的经济形态。

这样的民间经济自发成长、社会分工深化,也反过来进一步反哺了“租庸调输”法的贯彻落实。

因为“租庸调输”法和之前版本的“租庸调”法,差距最关键就在于一个“输”字,把运输成本折入官价税赋计算体系,拼命鼓励民间自发想办法降低运输成本,给降低运输成本的人让利,扩大工商业流通。

现在每个州最富庶的大城市周边、百姓都敢于连自己口粮都不亲自种了,而是卖菜后用得来的钱买粮食,这个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自然是日新月异,远非当年的自给自足状态可比。

朝廷的工商税收税也变得更为便利,税基征收系统也更为完善、征收成本也便于平摊下去。

因为无论从事工商的人多少,每个郡县要养活的必要工商税务系统官吏,是绝对不会少的。

要收的税多了、税基大了,对于固定征收成本的“折旧摊销”,当然是有好处的。

而缺点仅仅只是税务人员基本上没有闲下来休息的时候,得天天加班,但这都是官迷们该做的。

都千辛万苦科举考进税务系统了,说明他热爱这项事业,不该加班嘛?从运势上看

交通运输和商业流通进一步强化后,另一个好处也渐渐显现出来了:以诸葛家为代表的“物流公司”,逐步开始往全国范围内扩展业务,这几年里,大汉终于出现了覆盖全国的民营物流网,成本还比朝廷的驿站系统便宜。

民营物流更擅长省钱,但覆盖率不如国营的全面、及时性也不如国营的好,这也是正常现象,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

所以国营驿站系统,未来主要还是送文书信件,而大宗物资的托运,交办给民营就更加省钱。

互补制约之下,双方的效率也都有保证,留点竞争空间,可以防止另一方没了对手后渐渐摆烂、彻底堕落。

最后朝廷驿站就成了类似邮政的存在,而诸葛家的民营物流成了相当于四通一达的东西(诸葛家的产业最后交给了诸葛均。诸葛均成年后短期做了几年官,最后弃官从商,帮姐姐分摊差事接班。)

有了这些物流系统后,在214、215那两年里,并州和荆州再次遇到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时,还起到了一个之前没想到的作用,

那就是地方上的豪强世家、指望靠着土地兼并,在荒年囤积居奇、炒高粮价趁机兼并更多活不下去穷人土地的做法,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因为囤积粮食投机倒把这种事情,自古都是要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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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成本高、长途运粮食不划算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的。

从桑弘羊到王安石的“平准均输”法,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看哪儿粮价暴涨了官府得组织运输调度粮食过去平抑粮价,或者是靠常平仓。

之前桑弘羊时代主要是靠常平仓,一直到李素的新法初期,也是靠常平仓,这个制度在原本历史上,基本上也能一直依靠到宋朝。

现在诸葛亮等家族的民营大宗长途物流建设起来之后,就等于是再加了一道保险,把常平仓和“长途跨州郡低成本调运粮食”两个手段结合起来。

就算出现超大规模的灾荒,一个郡、甚至一个州的长平常都卖空了也止不住的那种极端情况,依然可以从别的郡、别的州运粮食过来,

而且到了当地之后,依然比世家豪强投机倒把的价格便宜,这样就抑制了土地兼并,还压低了土地兼并成功后的收益预期。

214年,并州就有几个世家不长眼,本以为他们能联合悄咪咪垄断并州大部分粮食供应价格,结果被诸葛亮从冀州跨州运过来的粮食打崩了。

次年的荆州灾害期间,情况也是如出一辙。这两波打下来后,地方上贫民情绪稳定,诸葛家白赚了一波小钱还得到了民间爱戴。

当然诸葛亮很会做人,把这一切都处理成“诸葛家的物流公司,只是受朝廷雇佣、调度来做这事儿,他们是收了钱的,发起这个想法的还是朝廷”。

这样,也避免了官员和富商自行邀买人心的嫌疑。

这种大环境下,民间自发的水运行业、水利修缮、造船技术、河海转运,都是得到了空前发展。

大汉作为一个大陆民族,原本对于水运是远远不够重视的,被李素揠苗助长了十几年,也没从根本上扭转。现在总算是让人民自发愿意往出海和海运上用脑子。

愿意去扶桑、三韩、交趾、林邑移民的汉人新增贫民,也是越来越多,额外培养出了至少数十万规模愿意到江上海上讨生活的水手人才和造船人才,

大汉对南方沿海地区的开发程度,也是与日俱进。这几年里,东北沿海和扶桑更北面的航海地理发现开拓、对东南亚的探索,都进入了新的高度。

之前周瑜在扶桑搞的佐渡金矿,也彻底走入正轨,开始了全力生产。扶桑石见银山和别子铜山,也开始蓬勃开采。

周瑜甘宁太史慈等人派出的海军探险队,还深入了旅汉岛内陆,在旅汉也发现了比扶桑更大的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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