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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这一段小插曲后，我便老实了许多，再不敢随意乱窜，只是循规蹈矩地在大街上走。
溜溜达达到了芽庄大教堂。
这是一座哥特式教堂，建于1928年-1933年，由石头搭成。
它就建在繁华闹市。一街之隔，就是写着“支持支付宝付款”的冰激凌店，充满塑胶味儿的高仿店、开放式的网吧和积满灰垢的小卖铺。
它的入口并不明显，售票处也只是一把简陋遮阳伞圈起来的一方天地。
两个男人坐在一张塑料方桌前，面前放着一个类似捐款箱的大盒子。
一张门票两万元（约6块人民币），与国内一个景点动辄几十元几百元相比，可谓是廉价至极。
进入教堂前，需要攀上一个大大的斜坡——教堂建在城市中的高地。
左手边，是圣经中各种人物的白色雕塑。
右手边，则是一面写满死者名字的碑，有的名字下有出生和死亡的年份、几句介绍或黑白照片，有的名字只是名字。
眼神在看不懂的名字上摩挲，在雕塑俊美的脸庞和精壮的躯体游走，复而归于脚下，老实走路。
脑中一阵灵光。
这其中，或许藏着一场隐喻。
右手边，是有形而速朽的生命。左手边，是无形而永恒的精神。
一个是形体的、肉身的，一个是灵魂的、心灵的。
而中间悬隔的，恰恰是交织于两者之间的我们。
向上行走的过程，就是一种选择。
这种选择，无关死亡，但关乎生存的意义。
从右到左，则是一种“小我”到“大我”的精神腾越。
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想着——生存的意义，不过是在当下。
所以，再不作他想，老实走路，欣赏路途风景便是了。
坡很缓，也并不高，不过我走了许久。
登上高地，一座色调偏暗的教堂扑在眼前。
来往的游客并不吵闹，神情肃穆，不过拍照时仍有大大的微笑。
有一对越南当地的新人在拍婚纱照，新娘和新郎在热情的摄影师面前显得极为腼腆。
本来皮肤白皙的俄罗斯小孩儿被晒得满脸通红，不爽地嘟起了嘴巴。
几对泰国的情侣露着洁白的牙齿，压低声音，在石质长椅上谈笑着。
在外观转了几圈，便小心翼翼地脱了帽，深入教堂内部。
我并非虔诚的信徒，但每每踏入教堂，都不免生出一份庄重的敬意。
墙壁上有细致的雕花。
黑色的老式风扇不停歇的转动着。
在门口的管理人员戴着黑框眼镜，小声提醒着参观的游客脱掉帽子。
几个小孩子好奇地睁着大大的眼睛，觉得有点新奇，却也有些胆怯，身体紧靠着母亲。
座椅上，几个人眼睛微闭，双手合十。
坦白而言，这座教堂并不算富丽堂皇。
在看过欧洲穷奢极侈、金碧辉煌的教堂后，这座教堂简直称得上朴素。
但身在其中，却被一种深自内心的静谧感染，像一阵清凉的海风，拂去心中浮躁的懊热。
在一角，瞥见雕琢精美的忏悔室。
犹豫片刻，还是没有进去。
忏悔不是中国文化的土产，而是西方文化的舶来品。它源自基督教的原罪意识。
所谓原罪，并非罪人之罪，而是指此时此刻所存在的自我形象在现实尘世中发生了异化（“非我”），与上帝原本设计的自我理想（“本我”）有了疏离感，需要通过灵魂的忏悔和肉体的折磨以消除现实中的异化，实现向“本我”的回归。
尽管当代西方人的宗教观念在科学理性的冲击下日趋淡薄，然而基督教那种在灵魂与肉体的对立冲突中，在灵魂深层的撞击震荡中寻求赎罪的超越精神，依然是当代西方文化的基本元素之一，也深深地渗透于西方知识分子的心态结构。
西方知识分子不论其是不是基督徒，对现实人生往往持相当严峻的态度，他们十分强调自我的良心，强调个体的道德责任，时常进行严肃的忏悔。
忏悔是为打破那种平庸而麻木的心理和谐，在灵魂的震撼骚乱中否定故我，以获得人格超升的精神源泉。
忏悔对他们来说并非是自我宽恕、自我解脱的廉价良方，而是自我拯救、自我完善的神圣之道。
尽管它本身是痛苦的，但这痛苦却又掺杂着超凡脱俗的莫大愉悦。就是在这种自觉的心理洗涤过程中，西方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实现着自我的净化和人格的升华。
反观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所凭借的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则严重缺乏这种自觉的忏悔意识和自我超越精神。
在人格设计上，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一种在和谐中追求不和谐的自我超越型的话，那么中国文化则是一种在不和谐中寻求和谐的自我调适型。
儒家学说的内在精义是中庸之道，和谐是其最高的理想境界，不仅大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天人合一”，人与人之间的“和为贵”，更重要的是保持个人内心的“矜而不争”。
尽管在现实层次上灵魂与肉体、理智与情欲之间充满着种种尖锐的冲突，但在心理层次上有可能，也有必要依循中庸的原则合二而一，维系自我的稳定。
当然，曾子也有“吾日三省吾身”之说，但这种儒家式的内省与西方的忏悔却大相径庭，它不是在自省中寻求灵魂的震荡以完成精神的超越，而是剔除灵魂中骚乱的成分，恢复原先的平衡状态。
正如李泽厚已指出的，对应西方文化那种“罪感文化”，中国文化更显现出一种“乐感文化”的特征。它极力避免凄厉崇高的命运冲突，避免冷峻悲壮的灵魂交锋，宁可让一切既在或潜在的对立因素都消融在主观心理的平静安宁之中，消融在肯定现实人生的达观愉悦之中，从而也就失去了任何自我超越和人格升华的现实可能。
置身于这样一种非超越性文化背景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人格上给人留下一种光滑的平面感觉自然就不足为奇了。
他们中的不少人总是保持着良好的自我感觉，经常以一种甚为得体的谦逊方式论证着自我形象的合理性甚或完美性。即使有了难堪的过失，也习惯地归咎于“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仿佛自身就没有一丁点儿道德责任。
当然，有些人也不乏痛苦的忏悔、良心的审判，然而审判的结局却往往与西方大为迥异，他们的灵魂不是在反省中得到洗涤、净化和升华，而是自我开脱、自我安慰和自我谅解。
当人生的挫折和内心的焦虑使他们寝食不安时，他们很少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直面人生，直面自我，在与外界黑暗与内心丑陋的搏斗中开拓出新的精神意境；相反地，却常常求助于自我调适的心理防御机制，或为压抑（抑制“本我”的能量冲动），或为幻想（在白日梦中得到虚幻的满足），或为文饰（为丑陋的“非我”形象辩白），或为补偿（以学术中自我的光彩慰藉政治上堕落的自我）……
总而言之，鲁迅一语中的：“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没有正视的勇气。”“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每当人生陷入困顿，良心骚动不安时，那种自我调适的功能就犹如一个安全阀，不断将积郁在心里底层的惭愧、愤懑、幽怨……一一舒缓地释放出来，既预防了“在沉默中爆发”，也避免了“在沉默中死亡”。
如果说西方知识分子多少具有宁可玉碎、不为瓦全的英雄主义气概的话，那么中国知识分子倒更多地表现出一种非凡的忍耐，对悲惨命运和自身丑陋的忍耐，以及在任何时候都显得从容不迫的达观。
诚然，该书的论断不免有些以偏概全，但还是予我许多启发和反思。
既然做不到忏悔，还是先拥有知识吧。
我望着瑰丽的彩色穹顶，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