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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中学，简称农中，位于松下镇夏龙村与寿志村交界处安仁山北坡，远离村庄，青山绿水，四面环山。这里没有高层建筑，甚至没有两层的房子，石砖是整个校园建筑的主要建材。我不知道农业中学的名字是怎么来的，但顾名思义，学校突出了“农业”这个词，自然和农业生产联系在一起，也养猪养牛。的确，我们初中阶段是每周两天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度过的。自然，这是我们上初中的六七十年代。
松下镇的学生进入初中阶段，前往该地区唯一的农场继续完成初中教育。然而，九年义务教育没有实施的年龄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青少年都能接受初中的学习生活，因为大量的学生不得不承担不适合同龄的家庭工作。所以松下镇几个村的小学毕业生到了初中阶段，大概只剩下七八十个学生了。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初中学习也很难。松下镇的学生都是寄宿生，除了来自夏龙和寿志军村的学生，他们每天都要上学。因为当时交通不方便，如果你每天早上步行去学校，你会迟到。如果是一个多雨寒冷的冬日，你可以想象其中的艰辛。
作为来自夏龙村的学生，我们经常在学校送午餐。当时做农民的孩子很方便，因为夏龙村的农村在村子和学校的中间。每天早上走路上学的时候，我们都会转到自己的农村，顺便挖出一个红薯，这是中午的一顿大餐。
我们经常和人聊天，总是说我们是用红薯和大米养大的。红薯又名“红薯”，或“红薯”，又称“红薯”，是我们小时候一日三餐的主要食物。改革开放前，农村人劳动的目标是每年有足够的红薯和大米。
由于红薯来自国外，所以被用作“ Fan ”。当时中国没有红薯。感谢长乐青桥村陈振龙对红薯的介绍。
万历年间，华侨陈振龙在吕宋(今菲律宾)发现了一种可食用的块根甘薯。“耐旱，易生活，种类少，生熟皆宜，六益八利。”然而，当时菲律宾被西班牙殖民者占领，他们禁止红薯流入中国。
据《红薯概论》介绍，虽然红薯很容易成活，产量也很高，但西班牙人“珍惜它的品种，而不是中国人”严格检查前往中国的船只，确保红薯不流入中国。陈振龙冒着被杀的危险，将红薯藤藏在被淹的船缆里，偷偷带回福州。从那以后，红薯在中国传播开来。
红薯的引进来得正是时候。引种后的第二年，闽南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杂草不绿，庄稼不收，到处都是饥民”，而红薯大丰收，灾民“果实累累，所以这场灾难不是饥荒。”红薯的种植拯救了中国的一大批祖先。
每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吃早饭，走在通往农村的路上，拐进自己的花园，捡红薯藤，摸索挖出一个两斤左右的块，来到村子周围流淌的小溪边，冲走沙子，去掉树根，放在随身的网兜里，走进校园。
到了学校食堂，我们交了一个便士，在网兜上连着的红薯上做了个记号，放在蒸笼里。中午放学铃声一响，我们就跑到食堂，找到心爱的大疙瘩，抱到教室或者教室后面的山坡上，双手抱住整个蒸红薯，去皮，咬一口，狼吞虎咽，才感觉又甜又甜。吃完红薯午饭，几个朋友躺在山坡草地上，书包里拿出一根竹笛吹了起来。
笛声在校园后面的山坡上飞舞。我们仰望天空，蓝天白云，清澈无忧，干净悠闲，就像天真无邪的少年。绿树环绕，满眼都是青山。偶尔有人背一两遍课文的道理，不用担心，不用评分，不用老师责备的眼神，甚至不用家长严厉的眼神。他们不知道“高考”和“大学”的概念。美好的愿景是，回想当年的心，只要这个红薯是我们一天的快乐，初中的生活就这样在山野的松林里飞翔。
初中生活两年后，我进入江天中学(现长乐七中)继续读高中。虽然如果他们想的话可以进入高中，但是他们不需要通过中考。然而，大多数学生走上社会，放弃进入高中。因此，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继续学习。
改革开放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今天农民的名字还存在，但过去的一切都消失了，一个崭新的现代化校园展现在我们面前。如今，在山坡草原上吃红薯的少年，已经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但山坡上的一顿红薯午餐，却成了一生难忘的回忆。
